那些年的情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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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和友琳搭讪时的情景。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乡会上,这个笑容利落,有点小布尔乔亚的女孩,和我同学院,不同专业,当时她招惹了许多人的视线。一堆人围着她名词轰炸,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……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谈吐的女孩。那天不知为什么,她最后把手里的留言卡给了我——“地球是圆的,所以我们相遇”。

几周以后,我与她再次相遇,不过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,而是在火热的大街上。

那天我从食堂出来,看见一群人打着旗吵吵嚷嚷地往校门那边去。我问,你们这是去干啥?他们说食堂涨价了,官倒太多了,生活太假了。我知道他们这是上街。

那天下午全城的人好像都跑到马路边来扯国家大事,闹哄哄的,谁都会以为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开场戏,我一眼看见女生友琳也在人堆里。她脖子里绕着一条橘色毛线围巾,小脸儿兴奋得像一朵向阳花。她和她的同学想把一些条幅、纸张往树上挂。友琳拿着一张,大声问,劳驾哪位男生,谁上去?我嚷嚷着“我来爬”,就攀上树去。我在越过一个枝桠时,听见裆下响亮的一声,接着我听到了仰面朝上的“向阳花”友琳夸张地尖叫了一声。然后她和他们咯咯咯笑开了花。

我的裤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大街上裂了裆。其实那个年代的街头,常有这样年轻的人潮,而那个年代的裤子也普遍粗制滥造。那天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。隔了二十多年我还记得这日子,除了反官倒,还与这裤子有关。

接下来的春天,校园广播里整天在放一支歌——“你就像那一把火,熊熊火焰燃烧了我……”我们和全中国青年一样,整个春天都在学习政治。学着学着,众多男女生对上了眼,来了电,向爱情转场,“恋爱风”席卷校园。那时候我还年轻,不懂这个世界的逻辑。我只知道自己在校园里与友琳相遇时就觉得高兴和心跳,不知从哪天起满眼都在寻找她的影子,每一分钟都在想她。

我常在食堂里看见她被四五个男生围着,她嘴里咬着个调羹,额头闪着光泽,笑啊说啊。我坐过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系统论,说社会超稳定结构。他们是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。这些家伙的一大特点是爱扎堆。

可惜我扎不进她的堆,我借了弗洛伊德、萨特的书,看到云雾里,还是搭不上他们的话。终于有一天,她明确对我说:你别再来找我了好吗?人与人能不能混在一起这要看感觉,感觉这东西是很怪的,这可不像你做化学实验,多少剂量放下去就可以起反应,你懂了吗?

她看着我,像只骄傲的小母鸡。那一年她十八岁,正是趾高气扬的年纪。那一年我十八岁,被她那种浪漫的范儿迷到七荤八素。那时候搞文学,与现在搞上市公司、搞新媒体差不离,都是牛人干的活,所以,想搭她的男生够得上一个加强连的人马。

而我把妒意落在了两个校园诗人身上,据传他们每天向她的信箱里献诗一首。他们是我的情敌。他们几乎让我相信,这辈子如果不会写诗将找不到老婆。我借了《志摩的诗》、《海涅诗选》、《朦胧诗集》……造啊,从宿舍造到图书馆,再造进通宵教室。1980年代的通宵教室里灯火明亮,许多人都在沙沙地走笔,写着写着,我突然发现这一屋子人其实都在熬夜抒情,诗,信,嘴里全他妈的都在喃喃自语。有一天,我写完一首,热血直涌,就到教室门外透气,走廊上一法律系的家伙向我点头说他刚造了首诗《失恋》,“就像拔牙/拔掉了/还疼”。他问我怎么样。有一天半夜,不知从哪里混进来一个疯女人,她靠在通宵教室的台阶下唱歌。她说,我给大家唱支歌,“一生何求”。我们哄笑成一片,都跑到外面去看。那女人说,我一个纯情少女,你们为什么笑我?

那些个夜晚,我造完诗就奔向友琳她们楼下的信箱。有一天,我在穿过空旷的校园时,认定自己可能是个疯子,我冲着路灯下飞舞的那些小虫子想,一个人恋爱了,也许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谁,而是因为他需要恋爱了。那些个夜晚我喜欢上了在她楼下晃荡。像所有初萌的少年,我描述不清那样的滋味。有一天我在晃悠的时候,有巡逻的保安问我干什么,吓得我拔脚就跑,他在后面追了好一阵,没赶上。也可能是他不想追了,因为校园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夜不思归。有一次,我甚至看到校联防队押着一对小情侣兴高采烈地从我们面前走过,一个家伙用树枝挑了只避孕套,向前探着,像举着只小灯笼。我听见他们说,干那事了,干那事了。

我丢进友琳信箱里的诗,统统石沉大海。有一天我终于在路上堵住她,追问她我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?

她快步往前走,脸上有奇怪的笑,她说,挺像徐志摩。我还来不及高兴,就听见她接着说,徐志摩的诗估计是全世界最酸的。

那天我翻遍《志摩的诗》,吃惊地发现她说得可真尖刻到位,而之前我怎么没一丁点酸的知觉。于是我在校园里四处找她想探讨这个问题。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图书馆大门出来。我从走廊那头晃过去,把她惊了一下,她尖声说,你总是跟着我,别人都在看笑话了。我告诉她,我发现了徐志摩的软肋啦,他的情书写得没林徽因好,甚至没陆小曼好,这主要是因为他文字里面有勾引的味道,有做作,而不像女人只要爱了,文字里就有情感。你说的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。

她的大眼睛在路灯下有惊异欲笑的表情。她果然扑哧笑了。她告诉我这么整天跟着她让她产生荒谬感,她说其实她这会儿和我说话也有荒谬感。她说,真不知该怎么和你们这些理科生谈明白一些事儿,你们太实在了,我实在受不了啦。

她认定我和她这题目解不下去了,无解,别钻牛角尖了,还是做普通朋友好,好不好?

我瞥见路灯下我的倔影子在连连点头,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,那么我就做你哥哥吧,你就叫我哥哥吧。

她甩开我的手仓皇远去。

我写诗写到那年秋天,爱情还毫无进展。有天中午,我挟着书本去历史楼上公共课,穿过林荫道的时候,一些叶片在扑簌簌地落下来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了无生趣。我想,或许真的该歇歇了。

那天下课后我从教室出来,天快下雨了,我就赶紧往宿舍方向跑。在我绕近道穿过田径场的时候,我看见了友琳正在上体育课,进行八百米测验。跑道上友琳在跑,她落在了最后面。我看了一会。她从我边上气喘吁吁地过去。我听到了她的喘息。她右手插在腰里,脸色苍白。她好像快要跑不动了。我就向她招手:“友琳,慢一点。”

接着我发现自己在内场小步跟着她跑,一边挥手喊:友琳,慢一点慢一点。她脸色苍白,转过头来对我说,别烦我,我在测验,别烦我。

她们班的女生和体育教师都对我哈哈大笑。友琳突然停了下来,气喘吁吁地给了我一个白眼。

大雨就是在这时从天而降。我抹着脸上的水,就像抹着初恋的眼泪。

撒手之后,我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间狂补作业,我摆弄着那些瓶子,做“反应热效应的测定”,我的情绪需要来一段冷却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,宿舍里的哥们都去看电影了,我拿起书包正准备去实验室。我听到楼下有人叫我。我一看,是友琳正仰脸看着我们的窗子。

她上楼来,站在门口的走廊上问我晚上是不是空着,她们文学社请了个上海“撒娇派”诗人来辩论,请我去听。

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说,你来参加我们文学社吧,你的诗确实是越写越好了。

走廊上晾晒的衣服在滴水,一些男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我说我已歇笔了,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还有点面子吧。她眼里突然有了点他妈的悲悯。她嘀咕,我可没这么想,我是跟你说真的哪,你写的诗是在进步。

她告诉我其实她每天早晨从信箱里取出它们时都留意到了这种进步,这个过程很有意思,就像注意到一个人每天都在长高,就像看一个人的作业成了习惯。她说,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吧。

我说,你不是在说你喜欢上了批改我的作业吧?

她咯咯地笑起来,混充老练的样子轻扬了一下头发,告诉我可能是吧,不过嘛,进步是进步,但她还是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,因为她实在想像不出那些书面语句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样子,所以她无法确认写诗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她说,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?

她绕得像麻花一样的话我当然不懂。我想,她是想说看扁了我呢,还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们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诗友的道理?

总之我不懂。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那个讲座,也去了以后的几个讲座。

一个月后,她和我混在了一起。她成了我的女友,我们成了1987年“恋爱潮”中无数情侣中的一对。我们的同学都傻了眼。

说真的,我也傻了眼。而她说,是看着我可怜,因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眼泪,所以看着可怜。

她让我傻眼很正常,因为我跟不上她的节奏。其实,后来我也一直不太找得准她情绪的转换点。这就像那个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。

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,她会在夜晚校园的角落里,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吻我并莫名流泪,也会突然莫名烦躁地踢我几脚说她很烦,但又不知是哪儿烦了;她喜欢我在竹林的砖堆后面,死死地抱紧她,但她也会突然几天不理我,让我找不到北。我承认我跟不上她的节奏。我狠命地跟,沉溺在惊乍和兴奋中。

她眉眼间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和文学小布尔乔亚的气质。她爱谈人生,爱附庸一切遥远的事。她的脑袋里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,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亢奋状态。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,我们赶一场场讲座的场子,追一部部外语片,关心过遥不可及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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